改革风暖百花开——自述两个小故事反映时代变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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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2-08

1981年7月,我从迪庆州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维西县永春校区古宗湾小学任教。 转眼间,37年过去了,亲身经历的两个小故事还历历在目。

“现在的娃娃安逸了”1981年新学年在秋天里开学,刚走上教育岗位的我接手了三年级教学班。

查看《点名册》,我任教的班级有36名学生,他们中多数为傈僳族。 学生们穿着很单薄,除两三个学生的衣服没有缝补外,其余学生的衣服打着大小不一的补丁,其中10多个学生穿着草鞋。

学校没有食堂,学生们早上从家里来学校要自带午餐,中午,他们随意蹲在墙角吃冷饭。 我注意到,学生们饭盒里装的是玉米饭,外加一点炒洋芋或炒白菜。

学生们的衣食反映出当时农村生活很艰苦。

开学一个月后,我们班的学生逐渐减少,到学期结束时,仅剩12人,其他班级的情况也是这样。 在校长的带领下,我们利用晚上时间去做家访,动员学生入学。

那时候,多数学生家长是文盲、半文盲,他们一方面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有文化的人,另一方面很无奈,无力为孩子上学支付学杂费和书本费。 每次学校开会,校长都强调:“你们要想办法把学生欠下的课本费收上来,书店天天在催款。

”我们按照校长的要求去催收课本费,许多学生家长说,我们不愿拖欠,但实在没办法,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啊!我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。

当时,农村群众经济收入主要靠卖几个鸡蛋、几只鸡,每年能给娃娃添补上一套衣服就不错了,多数人家无力满足学生上学的需求。 时代前进的步伐确实很快。 前几天,我去农贸市场买羊肉。 “杨老师,你买几斤?”一个40多岁的男子问。 我说:“你认识我?”他答:“怎么不认识?30多年前你教过我啊。 ”还不等我接话,他又说开了:“我们要是有现在的条件就好了,那时因为交不起学费书本费,我读到四年级就回家放牲口了。 现在的娃娃安逸了,上学不消缴学费,不消缴书本费,在学校食堂吃饭一日三餐政府补贴,还是营养餐,家家户户的娃娃都能上学、上好学校。

”“演员是怎么钻进电视里去的”1983年秋天,也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,校长从县城背回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全校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。 当时,按照上级要求,我们学校办了一个民族奖学金班,实行全寄宿制,学生从全县五年级中选拔,买电视机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寄宿制学生的生活。 听说学校有了电视机,附近的群众都想来看一看这个稀罕物。 当时,不要说农村小学,就连维西县城的群众也没有几家有黑白电视机。

我的月工资是53元,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是430元,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。 面对群众的要求,校长决定每周在学校院子里公开放一次电视,并借此机会宣传教育的重要性,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。 每周公开放电视的晚上,我们学校像赶集一样热闹,整个院子黑压压的全是人。 当时,县政府在大宝山上建了一座差转台,覆盖县城及周边村子,能接收中央台和云南台两个频道,好在我们学校离县城3公里,勉强能接收到电视信号。 由于电视信号不好,学校的黑白电视机常常“雪花”遮屏,喇叭里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。

尽管如此,观众依然神情专注地看电视节目。 记得第一次向群众公开放电视的那天晚上,一位60多岁的老人看完电视节目后问:“校长,演员是怎么钻进电视里去了?”校长答:“演员不是钻进去的,而是通过电视信号显示在屏幕上的。

”老人对校长说:“再过一两年,我家也要买一台。

我儿子做买卖赚到了一点钱。 我算计了一下,快则一年,慢则两年就能攒够买电视机的钱了。

”农村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确实不得了,就在我们学校拥有黑白电视机的第二年,我们学校附近的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生产搞上去了,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了,村里还冒出了10多户搞多种经营的个体户。 群众的腰包逐渐鼓起来了,花400多元钱买一台电视机已经不在话下。 与此同时,收录机、录放机迅速进入群众的生活,来我们学校看电视的群众逐步减少,到1984年底,没有人来我们学校看电视了。